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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相交而产生万物,万物产生以后,阴阳就隐去了。
这派生出另一个后果,就是如果这种互助行为与经济活动相关,一定会限制社会经济的规模或发展。因此,在西方华人多的地方都有唐人街或中国城。
正常情况下,以德报德是道德的行为,以怨报怨则未必是。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系统,都是由被服务者所不认识的陌生人操作完成的。在孟子关于人性善的论证中,假设我们见到一个即将落井的孩子,必定会激起对其处境的焦虑或担心,而这个令人心疼的孩子不必是熟人,也不必知道其父母是谁。这种接纳不是简单的加法,因为规则文化必须对原来熟人社会的某些行为有所限制,至少在公共活动特别是公权力的行使过程必须如此。前现代社会那种不是吞并就是排斥的态度,仍然是常见的伦理策略。
虽然文化整体上是人创作的,但对于每个人而言,它却是先在的条件。买药不必指定向哪个店员买,坐车也不等特定司机的车才敢坐。《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天志仁,其道也义。
董仲舒批评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爱人主要是爱他人,不是爱自己。 作为汉代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在儒学历史上具有重要贡献。董仲舒在本体之仁下贯的过程中又提出天之分殊之仁,阴阳二气,阳气为仁,阴气为戾。
董仲舒还把仁爱扩展到普通民众、四夷乃至天地万物,要求君王必须效法天道仁爱民众,代表大众的利益。他说: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
天有阴阳之气,人也有阴阳之气。失恩则民散,民散则国乱。天之好仁而近,恶戾之变而远,大德而小刑之意也。道德领域的仁与善恶之性,取之于天,与天地同构。
这种观念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因此,要想国家安宁,君王就必须讲求恩德、博爱众生天文历法对易学经典依傍的具体内容,比较显著的,可大致区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以易解历,二是援易说历,三是据易制历。从《周易》经传来看,《乾》卦与斗建及星宿的关系,《乾》卦辞元亨利贞对春夏秋冬的拟取象征,《坤》卦中的天文学意涵,《讼·大象传》体现对天体运动的认识,爻辞月几望与月相朔望观测(涉及纪月与月食),《泰》《否》两卦的天文学意涵,《蛊》《革》《巽》卦中的天干名,《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与天文历法,《复》卦与作为天文历法关键节点的冬至,卦爻辞中七日来复七日得与古历法,《睽》卦上九爻辞与星象,《革·大象传》称治历明时的意义,《丰》卦爻辞所涉天文现象观测,以及《系辞传》中与天文学相关的论述,尤其是大衍筮法这一章与天文历法的关联性,都需再加以全面的考察、梳理、比对、探研、辨析。
实际上,《周易》经传中所涉及的天文历法的内容颇为丰富,历来受到学者不同程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关注。对于易学与天文学,需要注意考辨不同情形下各种学说的学科主体属性、两者的互相借助形态,及其理论目标与实现方法。
通过对易学与天文学研究理路和方法进行省思,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充分掌握相关资料,尽可能做到全面、详尽、准确。清代江永的《河洛精蕴·卦象考》中,列举了天文类与岁时类。
也只有在厘清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又以十二辟卦主十二辰,其各爻主七十二候。对现代天文学的了解,有助于进行古今对比,察知奥蕴。曰《洞玑》者,玑衡古人测天之器,谓以《易》测天,毫忽不爽也。古代天文学的诸多内容,在《周易》这部经典里有所表现,《周易》经传中与天文学现象相关的叙述描写,引发了诸多阐释解读和联想发挥。易学与天文学的交融汇通,形成了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或以《周易》经传辞句,说明历法的延承、更革、修正等意义所在。如果说,充分、准确地掌握相关资料,才能持之有故,那么,坚持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才能论之成理。
古代先贤,仰观浩瀚苍穹,俯察方位分野,记录天象变化,确定星宿排列,测算日躔月离,了解黄道白道,标记景昃朔望,创制演进,从观象授时到制定历法,敬授民时以前民用,发展出包罗众多形态、记录丰富数据、具有精妙特色的以历法制定为核心的天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结合历代易家解说与天文历法文献,有望产生新的总结性成果。
唯有准确,才能触及实质,避免误读误判的偏差。一在古代典籍里,最早使用天文一词的,是《周易》的《贲·彖》,这也是今天仍在使用的天文学名称的词源。
应对易学与天文学领域资料的特殊规范有明晰认知,两个领域资料所呈现的各种面相,甚至看似矛盾的形态,都值得注意纳入研究范围。近现代及当代学者如尚秉和、闻一多、黄寿祺、潘雨廷、卢央等,在相关研究、论述中都涉及易学与天文学的内容。唯有充分,才能洞悉对象的全貌,例如,对天文考古学(包括其文物文献等佐证资料)的认识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古代天文学的实际情况。《周易》卦爻象数与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配值,内容涉及历法、物候、气象、礼制等方面,且对其他学科领域也产生旁涉性的影响。
先秦时期,易学与天文历法交融的内容比较稀少单薄,到西汉时期,随着天文历法的发展,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具有标志性的《太初历》的制定颁行,包括天体观测、天文数据、历法规则在内的相关知识,逐渐被更广泛的知识阶层所认知、熟悉。当然,此三者又常常是综合应用与显现的,例如,《汉书·律历志》所记刘歆对《三统历》的易学解说,这种融通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形式,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其文化蕴涵丰富,影响深远,值得进一步探究。
而在漫长的易学发展史中,将易学的象数义理与天文历法学进行结合,或以易学象数解说天文历法,或引用天文历法的内容进入易学解说体系,也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因缘际会,在天文历法学与易学同时发展勃兴的汉代,易学体系对天文历法的援引,以及建构模式的形成,成为我们今天相关研究需要追溯的源头。
(作者:黄黎星,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光明日报 进入专题: 易学 天文 。卦气说的基本法则,是以六十四卦中《坎》《离》《震》《兑》为四正卦,其余六十卦,每卦各主六日七分,则三百六十爻共主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合周天之数,清晰地显示了卦气说对天文学数值的吸纳与尊重。
明代黄道周著《三易洞玑》,盖约天文历数归之于《易》,其曰《三易》者,谓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也。其次是进行相关研究,要坚持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原则。例如,南宋鲍云龙撰《天原发微》,以秦汉以来,言天者或拘于数术,或沦于空虚,致天人之故郁而不明,因取《易》中诸大节目,博考详究,先列诸儒之说于前,而以己见辨论其下。易学体系对天文历法的援引,增益了易学领域的文化内涵,扩大了易学文化的关怀视野,形成了解释宇宙自然、社会人事的模式,作为累积形成的文化传统,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精华,实现其形式与内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中,卦气说模式的建构及其与天文历法的互动,最值得重视。易学与天文学关系的问题,相关资料散见于各种不同类别、不同形式的文献中,其所呈现的角度、方法、观念、结论也各异其趣。
又如,历代史书《历志》《天文志》中对《周易》经传的推尊与援引,或依据《周易》经传,从根本原理上阐明天地自然之道,阴阳二气之流转,作为历法制定之原则。与此同时,《周易》的经典地位得到提升、确立,易学也进入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繁荣时期,易学的文化解释功能得到极大扩张。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应该融通运用相关学科及旁涉领域发展的新成果。又有以《周易》的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的模式,来与历法的建构模式进行类比,并借用《周易·系辞上传》大衍之数五十章所提及的天地之数,以及揲蓍成卦的程式、数目,及其自然哲学的象征寓意,来说明历法中相关数目的设定、安排及其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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